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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从新编《促织记》说起（副题）
素有“南戏活化石”之称的梨园戏，显示着中国戏曲在早期成熟期的艺术个性。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经由剧作家王仁杰创作《节妇吟》《董生与李氏》《皂隶与女贼》等闻名中外的艺术力作，以及表演艺术家曾静萍对这些原创作品的精彩演绎，梨园戏进入了将古典品格蝶变出现代气质的新时期。而在近十多年来，梨园戏相继推出《冷山记》《丁兰刻木》《太后贺寿》《御碑亭》《陈仲子》《英雄虎胆》《倪氏教子》《董永》等作品，在王仁杰的引领下，用年轻编剧的加入，增加了剧种当代探索的多样可能。虽然这些作品还未确立更加明晰的新的创作标高，但却在舞台艺术的风格化上，整合了多元的创作路径，展现了现代追求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曾静萍由演而导的转型，在多部作品中编、导兼行，实际成为梨园戏“后王仁杰”时期，用舞台艺术高度来回应，甚至引领文学高度的重要探索。
曾静萍对舞台的艺术探索突出地呈现在她所主演的多部力作中，她执导的《冷山记》《陈仲子》《英雄虎胆》等作品，更流露出她对舞台表演整体驾驭的创造活力。特别是近期完成的《促织记》，将她多年的导演艺术探索，推向更加自觉的成熟阶段。
《促织记》是学者林清华的沉潜之作，他身居高校科研环境中所练就的静心写作、崇尚古典的心境，让这部作品经历多年打磨，而具有了气无烟火的纯净之美。这显然更契合梨园戏在四十年来的风格追求。剧作家以《聊斋志异》中的名篇《促织》为蓝本，在《遭陷》《问巫》《得失》《虫变》《斗虫》《虫笑》《促织》七场戏中，通过人与促织的荒诞化异变，展开对人性、异化等的思考，以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思辨，呈现出独具个性的文心巧构。林清华的文本创作将现代创作折向对“人”的理性解读，突出地展示了“思想”在戏曲中的价值主导作用，这当然对戏曲舞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面对作品的整体情节和结构，导演更加聚焦在人的行动，力图在人的变化中确立人与环境的推移。在七场戏顺次展开中，舞台上的古典气息扑面而来，那种以梨园戏科介规范为原则的表演，极大地发挥了音乐在舞台调度中的枢纽作用，将梨园戏古典的声乐艺术，铺排在每一场次的递进转接中。尤其是人物的动律、人物关系的移换、场面的营造，既有流动有序的视觉感，也有流畅灵动的听觉感，更有音乐、表演、文学交融映衬的艺术通感。这就让整个舞台的气韵节奏，在一气呵成的叙事结构中，如同应和着乐音的高低强弱，而呈现出气息的急缓迟慢，这种人与舞台的同频共振是一个表演艺术家驾驭舞台时的独特技法，显示出剧种“古典性”在舞台上的张扬。
在《促织记》中，导演突破了梨园戏惯常的舞台结构，将舞台的前、中、后区充分利用，立体地完成人物在不同时空的交错叠加，在层级并列的空间中，突出彼此互动感应所带来的生命变化。例如剧中人成名和成妻陪侍着昏迷的成子，只用一条长凳的假定和对怀抱状态的虚拟化表演，来呈现现实家庭中一家三口相依苦守的生活场面。再如《斗虫》中成名与里正的现实对质，舞台的中区则展示由成子与里正子幻变为促织的“虫斗”，两个时空交织并放大成现实与虚幻的同时并在，这种舞台格局正与莆仙目连戏《劝姐开荤》有着异曲同工的艺术处理，舞台表达显得异常饱满。诸如此类的多层次立体的结构，几乎贯穿于该剧的整体舞台空间，改变着传统线性叙事的一般模式。
同时，该剧的音乐以梨园戏核心的器乐组织为基础，改变了单纯的伴奏职能，而让每件乐器充分表达，以独立的节奏、韵律、音色对应于人物场面，共鸣协奏，既紧扣人物精神心理的悸动，又形成独立的音乐排场，以音乐叙事推进情节变化。该剧的舞美同样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表达形式，从灯光整体的暗色系营建荒诞空间的无序，只在《虫笑》一场以鲜明的色彩呈现出虫界灵动活泼的景象。笼罩在整个舞台两侧的笼状结构，将笼器世界的压抑感和象征性凸显出来，而在成子虫变的场面中，玄幻绮丽的幕布凸显出人虫变化时的灵光转化，这就在视觉与感觉上为形象的生命属性做出了标识。
这些在舞台上各司其职而能彼此彰显的叙事线索，让剧作文学的想象空间得到丰富的回应，更让人物表演得到充分表达。尤其是《得失》一场戏，展示成名为求一线生机，意外捕获促织的过程。在这个大的情节推进中，以成名寻找促织作为重要的表演内容，很具有梨园戏传统剧目《玉真行》的表演张力。
曾静萍对舞台艺术的整体把握，让《促织记》初上舞台便拥有了上乘品相与独特个性，更加显示出以表演艺术和舞台整体把握来引领创作的艺术立场。这是梨园戏在新时代走向新探索的切实实践，必然成为这个古老剧种在传统和现代的张力中，更加稳健地寻求新的发展契机的阶段性成果。
（作者：王馗，系中国戏曲学会会长、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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